趙建敏:天主教傳統與中國文化傳統的罪觀

avatar 2014年11月25日20:01:41 評論 3,087

趙建敏

一. 前言

天主教傳統和中國文化傳統都有著很悠久的倫理道德觀以及這種倫理道德觀的體系。這兩種道德觀在中西文化的沖撞,交流與融合的過程中扮演者一種特殊的角色。不論兩種論理道德觀的相同或差異有多少,在倫理道德觀中,兩個相對的最基本的觀念應該是德(virtue)和罪(sin)。這兩個觀念從“德”的無限完善向下延伸,直到稱為“罪”的倫理道德底線結束。這個延伸過程有其連續性,而且這種連續性到“罪”結束。罪之后就是一種不道德性。這種不道德性的程度也不斷加重,直到無法赦免的“罪”為止。在倫理道德體系的探討中,理論的研究主要圍繞這條延伸線來進行。無論那種倫理學的分支或學說體系,其最終和最基本的概念必然以此延伸線為基礎。因此,對于倫理道德底線的“罪”的概念,有必要從不同的倫理道德傳統中做個比較,以期達到文化傳統的互補的目的。本文意欲探討的,就是天主教傳統與中國文化傳統這兩種傳統中的罪的概念。

二. 天主教傳統中的罪觀

罪(Sin)的概念在天主教傳統中有其演進的歷史。罪(hatta)的本字意為沒有達到目的,或失去目標。其最元初的意義主要涉及到人際關系。這時罪意指倫理上沒有達到目標,而目標是人本身。因此,違反人與人之間的某種關系,沒有達到倫理上所指的目標,就成為罪(hatta)。猶太人在舊約中借用此字(hatta)用來表示人違反或反抗與天主所定盟約的行為。這種得罪天主的個人行為具有個體特性。舊約中達味王承認“我得罪了上主!”(撒下 12:13)舊約中另一個表示罪的字是pesa。這個字用的比前一個(hatta)要少的多,但更具有神學上的意義。它意指對天主的反叛。此字同時也用來指對民族的反叛。后一個(pesa)詞意較前一個(hatta)更強烈。新約的罪字采用了舊約的hatta一詞。新約中罪字雖然也指人失去目標的錯誤做法,但主要指反對天主的行為。其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從其反義詞上理解的更清楚:潔凈,正義,完善,神圣等。

罪在神學意義上有很多解釋。但其最寬泛的意義是人的不好的行為,是一種不好的或壞的行為,或者是沒有完成應該完成的善。這些行為都是神學意義上的罪,是反對天主的,雖然其罪性程度有所不同。在此我不想探討罪過的大小,罪性的程度。對這篇文章比較感興趣的,是天主教傳統中的這種罪觀。這種罪形成于兩種因素,一種是積極因素,另一種是消極因素。積極因素是人有責任完成的善行為卻沒有完成,這時就構成了罪。當然,個人本身應該有此行為能力,否則就不具備這種積極因素。消極因素是人不應該去做的惡行為卻去做了,這時也就構成了罪。當然,其前提是人沒有受到外在或內在的無法抗拒的壓力。前者比如能夠對父母行孝,卻不去實現。后者比如不應該詛咒人,卻詛咒了人。

另外一個涉及到罪過的詞是Crime。中文也翻譯為“罪”。但是“Sin”和“Crime”是根本不同的兩個涉及罪過的概念。Crime(罪)特指藉作為或不作為違反附帶有刑罰的某個法律。這個詞主要是指刑法中的罪。為了區別前者并方便使用,我們在此將Sin譯為“罪”,將Crime譯為“刑法的罪”。在天主教傳統中,Crime(刑法的罪)指外在的倫理上具有歸咎性的,違反已確定或未確定懲罰的教會法律。因此,Crime(刑法的罪)必須是外在的可證明的,同時在倫理上有歸咎性(imputability)。歸咎性與責任(responsibility)相關聯。如果一個人有能力完成或不完成某個外在行為,那么就具有歸咎性。比如一個人具有充分的理智認識和意志自由作為或不作為。
罪(Sin)也有作為和不作為的分別。它的內涵更加寬泛。即使沒有任何法律的規定,人在違反人倫關系,反對天主的作為或不作為中都可能犯罪(Sin),雖然有時這種罪只是一種小的過失,在天主教傳統中仍然成為罪(Sin),只不過被成為小罪而已。但是天主教傳統中特別強調的是,不論如何,人也應該避免犯罪(Sin),雖然有時人并不可能完善到沒有任何罪(Sin)。這種罪(Sin)觀約束人的內心。不管外在上是否完成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只要人的內心趨向(動機)于這種作為或不作為,那么就犯罪(Sin)了。比如一個人內心懷恨某個人,雖然外在上沒有做出任何行為或表現來,按照天主教傳統,這仍然是在犯罪(Sin)。這種罪(Sin)不但要受到人們的譴責,而且需要某種自我懲罰才能得到寬赦。如果此人懷恨某人,而且動手殺了某人,那么這就是一種應受外在法律懲罰的刑法的罪(Crime)了。當然,在此我們也應該區分開欲望和動機的不同。人的有些與生俱來的人性中的欲望并不構成這種“罪”。比如,人因饑餓而想吃飯,就是一種欲望。這種欲望沒有任何罪過而言。但是,當人因著這種欲望或不因著這種欲望而有某種搶劫的動機時,這時就是一種“罪”了。顯然,天主教傳統的這種罪觀,有一種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在某種外在違法行為發生前,如果人有了這種違法的動機,就已經開始讓人意識到自己是在犯罪(Sin),這顯然有利于避免在這種狀態下的繼續向前發展。因此,從天主教傳統的罪觀中我們可以發現對倫理道德底線的崩潰,所設立的兩層防護墻:第一層是防患于未然的內心層面的罪(Sin),第二層是懲罰于已然的行為層面的(刑法的)罪(Crime)。

天主教傳統的罪觀也沒有忽略習慣(habit) 和“社會罪”(social sin)帶給人的影響。天主教的傳統在解釋罪觀時,也將人的習慣考慮在內。由于某種習慣的影響,人的罪責會減弱。這也就是前面提及的“犯罪”的前提是人沒有外在的或內在的壓力。這種壓力將減輕人的罪責。如果壓力使人失去了行動和意志的自由,那么人就沒有罪了。壓力越大,罪責越輕。因此,習慣可能會給人帶來這種壓力,從而會減輕罪責。另外一個考慮就是“社會罪”。社會罪主要是指由于社會的某種不良影響而對個人產生影響,從而使人因受此影響而犯罪。遵從上面剛剛提及的原則,這種“社會罪”從某種程度上也減輕個人的罪責。當然,需要改良的是減少這種“社會罪”。

三. 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罪觀

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罪,一般(或首要)是指違反國家法律并且應該受到懲罰的行為。因此才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之說。這里的罪的概念與天主教傳統中的第二層Crime(刑法的罪)的概念基本相同。可以說中國文化傳統中僅有的法律就是刑法。當形容某種特別重大的違反法律的行為時,常常在“罪”后加上一個“惡”字來形容罪的嚴重性。因此有罪惡極大,罪惡滔天之說。這些概念顯然都是指違反法律的行為。特別是指積極的違反法律的行為。對于消極的不作為,一般認為是失職,很少認為是某種罪,也很少用罪來懲罰不作為的行為。因此,只要沒有積極的破壞法律的行為,也就無從談起罪的概念。

中國文化傳統中另一個幾乎與錯誤等義的詞是“過”。“過”的范圍要大且寬泛的多。對于“過”來講,其罪責性就要輕的多了,甚至有時成為人犯“過”的一種借口。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正是這種含義。因此,在倫理道德范圍內,幾乎無“罪”可言。在破壞了倫理道德時,也只有“過”而無“罪”。所要承受的僅僅是人們的指責鄙視而已,并不要求任何特殊的自我懲罰。對于一般性倫理道德上的過失,人們通常稱為“罪過”。對于那些大于過失而又不構成違法的行為,最多稱為“罪過”。中國文化傳統上的“過”和天主教傳統上的第一層Sin(罪)的概念很接近,但從感性和概念上講要弱化的多。

對外在犯法行為,人們常常要求懲罰。正所謂“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是也。但對內心的約束和并不違反法律的“過”來講,就沒有什么比較特殊的懲處要求了。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通常是無法受到法律懲罰的行為,所有的只是人們的評議。而這種評議也常常受某些非凡人物的影響,而有失公允。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貢從諸侯那里贖回了魯國的女子,卻沒有從國庫中支取按當時法律規定可以支取的獎金,孔子責怪子貢做事不對。而子路拯救了落水之人,那人拜謝送給子路一頭牛,子路接受了,孔子卻高興的稱贊了子路。這種功利性的倫理原則就受到孔子這樣的非凡人物的影響,而變的樂為人所接受了。因此,人們見義勇為的行為得到獎賞,就顯得天經地義事必如此了。按照天主教傳統中的罪觀來看,如果一個人在有能力拯救落水之人而無所作為的話,那么這就是一種不作為的罪(Sin)。因此,如果子路有能力拯救落水之人,也的確拯救了落水之人的話,那么這就是他的責任(responsibility)。完成自己的責任,就無需要獲得獎賞。如果子路有能力拯救落水之人,而他沒有拯救的話,那么子路就有了不作為的罪(Sin)。如果子路沒有能力拯救落水之人的話,那么他也就沒有責任了(responsibility),沒有責任,也就不存在歸咎性了。

中國文化傳統中,對于“過”人們不但自己寬容自己,而且也寬容別人。自己有“過”,會比較容易心安理得,他人有“過”也比較容易接納原諒。比如一個人使用完廁所后,卻不沖刷。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這種行為充其量也只是小過一個,或言之為素質不高。但按照天主教傳統來說,使用完廁所后,一個人就有責任(responsibility)沖刷,如果他有能力做到而不作為,那就是有責任完成的一種善行為而沒有完成,就是一種寬泛意義上的罪(Sin)了,雖然只是一種小罪。對管理“過”這一層面來講,中國文化傳統中只依賴于外在人們的譴責,而無真正內心的責任。而對于天主教傳統來講,卻將中國文化傳統上的“過”的概念也歸類于罪(Sin),是要用責任來完成的,而且一旦作為或不作為了,要得到某種自我的懲罰。

四. 當代倫理道德中的缺失——罪感

通常來講,倫理道德所持守的價值并非法律所持守的那樣更有價值。或者說,倫理道德所持守的價值具有較低層面的價值。也因此,倫理道德層面上的價值,一般都不會由制定法律來約束。比如前面提到的使用完廁所后不沖刷的行為,就很難完全用法律的懲罰來解決問題(當然在一個還沒有達到自覺遵守倫理道德價值的社會群體來說,制定這類的懲罰有時會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無論如何不是所有此類價值都能用法律來持守的)。但是,這類價值卻有著相當程度的社會性作用,也會嚴重影響到法律所持守的價值。一個社會愈要強化法律持守的價值,也就愈要強化倫理道德所持守的價值。沒有倫理道德所持守的價值作為法律所持守價值的基礎,法律所持守的價值也就很難達到其真正的目的。這兩者必須互為依存,而且以強化倫理道德所持守的價值為依托。人們越是自覺地遵守倫理道德的價值,也就越能夠遵守法律所持守的價值。而相反的程序則很難施行。其根本點就在于,倫理道德的價值觀是法律價值觀的基礎。因此,一個社會首先應該加強的是倫理道德價值的持守,而不是相反。

這一點在天主教傳統的倫理道德價值觀中比較適合上面所提及的理論。天主教傳統的罪觀就是以治本開始而達到治標的程度,或者叫做標本兼治,治本為始。“治本”就是以罪(Sin)的概念來約束人遵守倫理道德價值的訴求。違反這種訴求不僅犯“罪”(Sin),而且要自我懲處,以達到改“罪”遷善,返回倫理道德訴求的狀態。這也是天主教傳統所強調的“罪”(Sin)的價值所在。在中國文化中,很多人常常不理解天主教傳統為什么總在強調“罪”(Sin)。這不僅是因為天主教傳統的罪的概念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罪的概念的不同,而且也是因為不理解天主教傳統的這種強調對社會倫理道德的直接作用。天主教傳統的“罪”(Sin)負責倫理道德的價值持守,而Crime(刑法的罪)負責法律的價值持守。前者通常更為教會所強調。與此同時,天主教傳統也用法律來“治標”,來懲處那些用作為或不作為來觸犯法律的行為。這時的懲罰往往更加嚴厲。

在此,應該特別需要澄清的還有兩個概念:罪和惡。人們常常把罪與惡混淆或著連用。這也就很容易使人對這兩個概念產生模糊不清的認識。一般來講,罪和德是一對概念,惡和善是一對概念。前者主要是從倫理道德角度來探討的,而后者則是從哲學范疇來研究的。“罪”主要指由于人的作為和不作為帶來的違反人倫道德或天主誡命的事情。罪與人的行為緊密相聯。可以有客觀的罪和主觀的罪。前者指行為本身就是罪,但行為人并不知曉或沒有認為是罪。比如一個精神病人犯病時殺了人。后者指行為人知曉或認識到是罪,而作為或不作為所構成的罪。天主教傳統中,前者并不對行為人產生歸咎性。而“惡”主要是從哲學的客觀角度來探討的對人有不好影響的事情。這些“惡”可能來自人所作的行為,也可能來自自然界的事故。比如殺人就是人所作的一種犯罪的惡,而地震就是一種來自自然的惡。當然地震本身決不是一種罪。

比較天主教傳統和中國文化傳統的兩種罪的概念,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文化傳統中比較缺少的是,將一般性的違反倫理道德的作為或不作為視為“罪”(Sin),而且加以懲處。中國文化傳統將一般性違反倫理道德的作為或不作為視為“過”,嚴重減輕了違反倫理道德,而尚未達到違反法律規定之行為的責任性或歸咎性。從這層意義上講,倫理道德中“過”的概念似乎將遵守倫理道德價值,由消極方面予與減弱了。在倫理道德持守上,一個方法是給予遵守了倫理道德價值者以獎賞,另一種則是對不遵守倫理道德價值者以懲處。 前一個方法很容易帶來功利性的遵守倫理道德價值的心態和感覺。趨于獎賞而遵守倫理道德使倫理道德所持守的價值本身在失去其意義。 這正是孔子贊賞子路時的方法。孔子的方法是使人趨利而守禮。 這種方法只能暫時用來支撐對倫理道德價值的遵守,長此以往,人們將或者只為利而“守禮”,或者不為利所動。這樣的話,對強化倫理道德的價值持守并不是長久之計。而后一個方法就必須對違反倫理道德價值者以嚴厲懲處。這種懲處可以是外在的社會的譴責,也可以是內在的自我的懲處或譴責。不論那一種,必須做到“執法從嚴”。 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過”的概念在對違反倫理道德價值者的懲處上,顯然過于弱化了。因此,中國文化傳統需要補足的是:改“過”的概念為“罪”(Sin)的概念,從而加強對違反倫理道德價值者的懲處和歸咎性。

五. 從“過”到“罪”――倫理道德提升的實踐方法

要改“過”的概念為“罪”(Sin)的概念,需要一些方法。當然,轉換的方法和形式不一而足。在此只簡單列舉一二。首先,社會應該認同一種終極精神價值的存在。這種終極精神存在應該成為人們行為的標準和追求目標。他應該包含三個因素:第一,精神因素。這種標準和目標應該是一種精神存在。任何物質的追求最終不可能滿足人們的追求,也不可能成為人們倫理道德規范的永恒標準和目標。這種標準和目標可能與我們的實際行為相去甚遠,但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有可能成為一個永恒的標準和目標。物質存在的可變性和可朽性與精神存在的不變性和永恒性決定了這種精神因素之所以成為終極精神價值存在的根源。沒有這種終極精神價值的存在,任何建基于物質因素的倫理道德體系終將成為無本之源和空中樓閣。第二,一種存在。這種精神因素應該是一種客觀存在。只有這種客觀存在才能成為判斷“罪”的最終審判者。如果他不是一種實在的存在或者只是一種虛無的精神,那么對“罪”的終審裁判者就成為虛無,也因此“罪”的概念就無法真正建立。人們不相信的存在,如何能成為人的真正標準和目標呢!第三,終極的。這種精神存在應該是終極的。終極的含義在于他是不變的永恒的最終的。一個常常變化的非永恒的中間的價值存在必然帶來人們倫理道德中“罪”觀的不斷變化。非永恒的常常變化的標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標準。一個常常變動的目標也就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目標。這個終極的精神價值存在扮演著一個“罪”的最終裁判者的角色。法律中的最終裁決形式,也應該在倫理道德中以終極精神價值存在形式來實現。其次,社會應該以文學,藝術,影視等方法逐步將“過”的概念轉換成“罪”的概念。文學,藝術,影視等對某些價值觀的塑造應該以此本,強化人對“罪”的自責心與負責人的態度。再者,充分發揮宗教界所宣講的道德優勢。所有宗教在倫理道德理論上都有這種“罪”的概念,有其特殊的優勢,充分利用這一點將為這種轉換注入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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