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啟華:《制造儒家》(2019中譯本)

avatar 2019年5月29日10:37:13 評論 981

在整個17世紀,中國教區的神父們把許多中國文獻翻譯成了拉丁文,用來論證中國的本土信仰里有尚未成熟的一神論。在作出這番努力的過程中,他們向自己的上級和資助人提供了與中國風俗、信仰有關的詳盡材料。回頭來看看他們的故鄉,歐洲受過教育的世俗階層當時正因一系列發現——制圖法、天文學、數學以及語言學——中蘊藏的理性激情而感到興奮不已,無不焦急地等待著傳教士的書信集和日記早日出版。

耶穌會士們的“孔夫子”在這些觀察家、業余愛好者和科學家中找到了非常友好的環境,他的著作在這里大受歡迎,因為人們認為其中含有和西方道德規范極為協調一致的智慧。

此后,西方人還根據經驗觀察從地理、語言和文化等諸多方面描繪過整個世界的面貌,而其中最重要的莫過于從宗教的角度描繪這個世界。當其伊始,歐洲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的成員們在把“孔夫子”具象化時,已全然不顧他的另一個自我——“孔子”,這使得本來成對的象征頃刻間一分為二。

“孔夫子”作為一種象征所具有的影響力,來自歐洲人的一種假定:“孔夫子”乃是中國這個“他者”的形象化代表。因此,當記載傳教士在中國生活詳情的耶穌會士書信集在16世紀最后十年出版時,“孔夫子”的聲望不論是在某個領域,還是某幾個相關領域,不論是在教會里,還是世俗社會上,都已傳播開來。

作為偶像,“孔夫子”為歐洲兩個不同的群體所用,作用也不相同:對于生活在中國人當中并且越來越同情中國人的那一小群耶穌會士而言,他們覺得孔子令人尊敬,而“孔夫子”就是孔子;對于那些受過教育的歐洲人,也就是當時最受人尊重的知識分子而言,“孔夫子”因其有拉丁語名號而被視為一種象征,象征著蠻貊里的高貴,或是“自然”(natural)中的內在理性。

直到18世紀晚期,隨著歐洲獲得了一種“啟蒙了的”文化上的自我意識,“孔夫子”才作為一位圣人在當時的西方文化中牢固地確立了自己的地位,而追隨他的中國信徒則被稱為“Confucians”(儒教徒),這個詞可以引起一整套聯想:恭敬、彬彬有禮、睿智、正直、理智而不盲目地遵從古訓,尊重有學問的人和家長制的權威。對于那些懷疑君主政體并對宗教戰爭感到絕望的歐洲人來說,這些品質和具有這些品質的人都是迫切需要的。

“孔夫子”以及通過轉喻的方式在這個象征里表達出的中國,出現在啟蒙時期很多名人的著作中: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孔德、魁奈、豐特奈爾、狄德羅、萊布尼茨、伍爾夫、馬勒伯朗士、培爾,甚至包括笛福。也許是在1758年,“孔夫子”才迎來了自己最重要的時刻,就在這一年,第歐根尼·拉爾修所著《哲學家列傳》的法文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其中有90頁是在講解“孔夫子”的教誨。

作為中國風物的象征,“孔夫子”對當時剛剛顯露的政治、社會和神學批判至關重要,正是這些批判才導致了大批作品問世,其中就有培爾的《歷史與批判辭典》(1697—1702),伏爾泰的《風俗論》(1756)和《哲學辭典》(1757),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1721)和《論法的精神》(1748),以及魁奈的《中國的專制制度》(1767)。在“古”“今”之爭的這一特殊時刻,中國古代的形象幫助塑造“現代”的“自我形象”,我所說的“現代”系指“我們西方人”的“現代”。

在當時的歐洲,“孔夫子”聲名遠播,他的形象也隨處可見,這是因為“孔夫子”就像資本一樣,他的價值并不為其表現出來的樣態所制約。在這種情況下,“孔夫子”顯然是一種制成品,是某些價值觀的象征,而其最有價值的那部分內容就是他的異質性,因此,任何個人或者群體都可以借用“孔夫子”來表達自己的價值觀。對伏爾泰來說,“孔夫子”象征了一種真正的、與歐洲有別的道德理性;對孟德斯鳩而言,“孔夫子”則象征著專制統治。在象征方面的這種多樣性,反映了當時的歐洲正在為民族國家誕生之初的個體、社會和神圣性問題而激烈論辯。

經濟全球化在16世紀晚期與17世紀初期的發展,使歐洲和中國之間的距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近,而“孔夫子”廣為人知恰與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密不可分。16世紀末,經濟全球化初見端倪,在經濟上將中國與歐洲、美洲聯系在一起,也將中國與新大陸上的其他地方,比如像波托西等藏有銀礦的地方聯系在一起。迄至17世紀初,全世界開采出來的貴金屬大約有50%都流向了中國。伴隨著香料、貴金屬和奢侈品貿易,一種販賣概念的市場也得到了發展,這個市場帶來了很多中國的人物畫并旋即風靡歐洲,其中就有《孔夫子》。

正是這一時期,一些思想觀念與物質商品同時開始流動,它們將中國和歐洲聯結在一起;其中,“孔夫子”恰是一個異常突出而又意義深遠的“人工產物”。他的名字和形象頻繁出現在信函、回憶錄、論文、游記和史說中,這似乎表明,他就像新大陸的錢幣一樣被帶到了一個充滿了各種新思想又在不斷擴張的市場,將羅馬和巴黎、倫敦、柏林、布拉格聯結在了一起,也將羅馬與設在果阿(Goa)、廣州、澳門、北京的傳教前哨聯結在了一起。根據魯保祿(Paul Rule,譯者按,又常譯作“保羅·玉爾”)的研究,第一幅“孔夫子”的雕版肖像畫于1687年問世,并且“為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初的無數作品所抄襲”,其中就包括法國耶穌會士、御用數學家李明(Louis le Comte)撰寫的那部廣為人知的回憶錄。對我們而言,這次概念層面的交往所帶來的最主要的思想影響在于,在肇慶教堂傳教的那些耶穌會士們創造出來的一體兩面的“孔夫子/孔子”,完全變成了“孔夫子”:我們將他視為導師、道德楷模、圣人、政治哲學家,最重要的是將他看作中國“公民宗教”的創始人。

學者和大眾在這一點上頗為類似,他們常常認為這些不同的角色與中國本土的孔子形象吻合無差;他們都確信自己知道“孔夫子”是誰。不過,盡管有一系列被認為是能夠代表孔子的具體形象,但脫離了本土文化背景的這位“孔夫子”,到底只是西方的想象虛構。被我們賦予無上威權的“孔夫子”與“儒教”,是有域外淵源的思想產物,制造它們的目的是為了清楚地揭示中國文化的內在特質。但就孔子本身而言,仍是鮮為人知。這對反諷恰恰說明了與“孔夫子”、孔子有關的在象征方面的差異性為何如此之多。

“Confucius”(“孔夫子”)和孔子其實更像是某種轉喻用語而非活生生的人,前者廣為人知,乃是“Confucianism”一詞的原形(“Confucianism,儒教”其實是我們西方人自己的傳統),而后者則是令人崇敬的儒家道統的至圣先師。同所有先知、殉道者和英雄一樣, “孔夫子”和孔子被賦予了太多太多的內容,數量之多足以令人瞠目結舌;同時“孔夫子”和孔子也被視為其名義下制造出來的那些傳統所留下的遺跡。事實上,不管是在中國還是西方,就制造此類傳統而言,在功能上都表現出了驚人的相似;至于說到中國,幾千年來,孔子在中國一直都是人們進行發明創造時普遍關注的焦點。


作者
:?[美] 詹啟華 (Lionel M. Jensen)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副標題:?中國諸傳統與普世文明
原作名:?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Chinese Traditions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
出版年:?2019-1
定價:?48.00元
ISBN:?9787301302293

內容簡介 · · · · · ·
《制造儒家:中國傳統與全球文明》利用大量的材料和深刻的分析,檢視了16、17世紀來華耶穌會士開啟的對于“儒”“孔夫子”等概念和形象的建構過程,以及晚清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章炳麟、胡適等學者對于“儒”的再發明。作者認為,“在歷史長河中,精神價值是一股建設性的力量”,正是在耶穌會士搭建的中西方交流中,西方人現在所熟知的“孔夫子”形象被建構了出來。這種建構夾雜了對于理想“他者”的想象和誤讀,并在啟蒙時代對西方的思想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耶穌會士們借由“儒”這一概念進行的中文寫作,又或多或少與胡適等近代知識分子對于“儒”的再發明相暗合。所謂“儒”的傳統正是歷史上的思想家們進行發明創造(也就是本書強調的“制造”)的結果,而這些“制造”又賦予傳統以新的活力。

作者簡介 ·

詹啟華(Lionel M.Jensen)美國圣母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副教授,是一位從事17世紀至20世紀的儒家范疇史的著名學者,主要致力于中國思想史、民俗史以及中西交流史的研究。

 

譯者徐思源,癸亥年生,江蘇建湖人,畢業于北京大學,研究興趣集中在明清天主教史、宗教社會學,現供職于政府部門。

目錄 ·

制造儒家:中國傳統與全球文明
目錄
致謝(Ⅰ)
附注(Ⅷ)
中國歷史紀年表(Ⅸ)
導言 “孔夫子”、孔子與現代想象/1
上篇 制造“孔夫子”和“儒教”
第一章 耶穌會士、“孔夫子”與中國人/47
第二章 又一個輪回:耶穌會士及其著述在中國和在歐洲/121
楔子 “儒教”的意義及其使命:對概念可靠性的思考/211
下篇 澄清“儒”的意義與虛構一個孔子
第三章 古代文獻,現代敘述:民族主義、復古主義與“儒”的再造/233
第四章 殊相即共相:胡適、“儒”以及中國人對民族主義的超越/337
結語 世紀回眸:“‘天下大同’的本土主義”與“求樂經濟”/413
參考書目/446
索引/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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