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之間:明清書籍的流通與新知識的形成

avatar 2018年11月13日14:12:32 評論 1,338

作者:許懿

來源:澎湃新聞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26616

 

晚明天主教進入中國所引發的中西文化交流,被梁啟超稱為“值得大書特書”的歷史事件,相關研究成果甚多。無論是從什么角度出發,我們都不可忽視的是明末清初時期天主教是作為一種“新”宗教與“新”知識進入中國的。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所謂的“新”知識首先就反應在新名詞或新術語上。曾就職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金觀濤、劉青峰先生,利用開發的近代中國思想史專業數據庫,對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關鍵詞進行了頗有特色的研究。不少學者也對近代中國思想史的新術語有著濃厚的興趣,認為是了解近代中國思想變遷的關鍵所在。殊不知,對近代中國思想產生深刻影響的某些新名詞、新術語早在晚明時期業已形成。而作為晚明入華新知識之載體的書籍,未曾得到學者足夠的重視。因此,無論在書籍史,還是在思想史,晚明清初天主教書籍應得到更多的關注與研究。

職是之故,2018年11月10日,上海大學國際合作平臺“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與魯汶大學漢學系聯合舉辦了“第五屆明清天主教研究工作坊”,對明清天主教書籍史及其相關議題展開了深入討論。本次工作由比利時魯汶大學(University of Leuven) 漢學系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以及上海大學肖清和博士共同組織。此次工作坊的主題是“東西之間:明清書籍的流通、新知識形成與文本群體的構建”。工作坊根據內容共分為“旅行的文本(Travelling texts)”、“刻印地點(Printing places)”、“圖書館與重印(Libraries and reprints)”等三個部分。

東西之間:明清書籍的流通與新知識的形成

工作坊合影

在工作坊伊始,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鐘鳴旦教授以“書籍的文化間巡回傳播——在十七世紀的中國建構一個之間的文本社群”(A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ircuit of book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between textual community in Chin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為題進行了主旨發言。

鐘鳴旦教授此次的發言集中介紹了中西書籍間的文化巡回以及書籍在十七世紀中國建立“之間”(in-between)的文本社群上所起到的作用。鐘鳴旦教授從五個方面進行講述。第一,兩種文化之間展開的書籍巡回傳播(communication circuit of books)。這一部分主要介紹了歐洲書籍流通至中國及中國書籍流通至歐洲的情況,并提出希望通過兩種研究相互交叉、聯結的方式,專注于書籍的“文化之間的歷史”,特別是擁有完全不同的書寫系統的歷史。

第二,歷史背景。當時中國與歐洲在文化傳承的方式上十分相似,一是都有比較成熟的印刷技術,二是都沒有嚴格的出版物審查制度。因此,傳教士與中國基督徒們可以通過“刊書傳教”(Apostolate through books)傳播他們的思想,而不會遭到阻礙。這就使歐洲宗教和科學知識通過漢語文本所進行的傳播,成為十七、十八世紀中歐文化相遇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三,鐘鳴旦教授探討了書籍在“之間”(in-between)社群形成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鐘鳴旦教授關注于明清時期所出版的1050種天主教文獻,將其視作獨特的“文化間”文本,通過作者、內容、印刷品的物質層面等角度考量其作用。首先,這些文本并未全然被中國印刷文化的研究者所關注,而其文化間的特征是明末清初印刷文化上特別的一筆。其次,對于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文化間的書籍世界(books world)來說,它們也是重要而詳實的案例。最后,對于全球層面上的文化間的歷史而言,它們也是十分獨特的。

第四,鐘鳴旦教授介紹了其研究的三個步驟設想,此三個步驟分別與書籍文化的“生產制作”(Production)、“分布流通”(Distribution)、“閱讀消費”(Consumption)三個階段相對應,并且為研究“之間社群的身份意識之形成”奠定了基礎。最后,鐘鳴旦教授對于研究目標進行了總結,希望能夠超越文化與語言的界限,理解書籍如何能夠連接不同的“之間”社群。

旅行的文本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古籍研究所毛瑞方博士進行了題為“利瑪竇與中西文獻交流史”的報告。毛瑞方博士認為,利瑪竇在華傳教三十年以來的傳教活動中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即利瑪竇自覺的文獻意識,從而提出了利瑪竇是一位文獻學者的觀點。毛瑞方博士從利瑪竇入華及其文獻意識、利瑪竇的圖像文獻、利瑪竇的文本文獻以及利瑪竇對中西文獻交流的貢獻四個方面,簡要梳理和總結利瑪竇的文獻學貢獻。作為中西文化交流開創者的利瑪竇,其文獻是出于中、西學“之間”的文獻。同時,由于中西文化交流中文獻傳遞的動態性,利瑪竇文獻具有西學文獻入華以及中學文獻入歐的雙向維度的重大貢獻,不僅是在文化交織之下所形成的文獻群,也是中西文化與文獻進行“交織”的起點。

澳門大學康言(Mario Cams)博士發言的題目為“晚明書籍里的地圖與中歐科學知識的交流”,以晚明時期書籍中的地圖為切入點,主要以《皇輿全覽圖》為例,探討其與中歐交流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晚明書籍中的地圖主要有兩個淵源:一是晚明的書籍文化,主要是地理總志;二是晚明中歐地理總志的交流,主要是傳教士所繪制的地圖。之后,康言博士還分享了對衛匡國所繪制《中國新地圖冊》的相關研究。

北京大學楊虹帆博士發言的題目為“《耶穌圣體禱文》的譯介”,將《耶穌圣體禱文》和其拉丁文來源《可敬圣事禱文》進行對照,探尋艾儒略翻譯時在結構和內容上做出的調適。并特別關注了禱文中對耶穌圣體冠以的不同稱呼,這些多樣的稱呼生動描繪出耶穌作為圣體的形象,也體現出艾如略結合儒、道,極富創造性的譯介方法。楊虹帆博士還提出,可以從文本層面、實踐層面兩個方面來探討天主教經文在明末清初中國社會的傳播情況,在此過程中,可考量的角色有兩個,一是譯者,二是讀者。譯者通過自身對于中國社會的了解判斷,通過直譯、意譯、改寫的方式進行調適,讀者則根據自身對于中文版經文的理解,從而做出具有本土色彩的詮釋。

刻印地點

中山大學哲學院梅謙立(Thiery Meynard)教授做了題為“17世紀廣州天主教出版業與本地社會的互動”的發言。梅謙立教授根據梵蒂岡圖書館收藏的兩份目錄,梳理十六世紀末天主教在廣州出版天主教書籍的過程中,傳教士與本地社會的交往情況。他將當時廣州耶穌會以及方濟各會的出版目錄都進行了詳細的梳理。他認為,關于中國人是如何參與到這些書的生產、發行、接受之中,所能找到的資料并不多,因此最可靠的方法是,通過將刊刻的耶穌會書籍按內容進行分類的方式,探尋文本背后的受眾群體。通過按照書的類型區分來理解讀者群體的情況,他認為方濟各會也在出版業上提供了重大的貢獻,當時廣州天主教會中心也在不斷積極通過著書的方式向非信徒群體傳教。

中南大學哲學系譚杰博士發言的題目為“晚明絳州的西學譯著與跨文化社群”。明清時期西人在華出版了大量書籍。這些西學譯著往往是在西人、中國奉教人士以及親教人士的合作之下所完成的。在這種通力合作的譯書活動中,譯者群體之間產生了深刻的思想互動,從而形成了跨文化社群。譚杰博士著眼于絳州地區,通過考察晚明絳州的譯書活動和跨文化社群在當地的活動,來分析二者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絳州地區跨文化社群的譯書活動,有賴于高一志與韓霖家族、段兗等本地士人組成的跨文化社群才得以進行,而這一跨度十余年的譯書活動,又反過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這一跨文化社群,并大力推動了其融合中西的地方教育事業之發展。

圖書館與重印

復旦大學陳拓博士發言的題目為“漢文西書重刊與話語權之爭——以一八四〇年代新耶穌會士重返江南為中心”。鴉片戰爭前后,相對于禁教時期的地下式、個體式傳教,天主教、新教傳教士得以再次公開、成規模地傳教,并得以重返江南。新耶穌會士在面對原先傳教士所留下的漢文西書時,進行了取舍與改編。陳拓博士以《昭然公論》、《誣謗論》所提及的羅類思和新耶穌會“不勸教友看經書”、“改著二本《圣教切要》、《四終略意》”、“不準看英人所分之書本”為切入點,體現江南教徒、天主教傳教士、新教傳教士三方圍繞明末清初時期漢文西書的閱讀與重刊問題上所發生的重大沖突。通過分析一八四〇年代新耶穌會士重返江南時與江南教徒之間的矛盾,主教與漢文西書的權威之爭,漢文西書間的權威之爭,天主教與新教權威之爭,以江南天主教社區為例,體現新舊、中西等多重權威與話語體系的混雜與交織,從而展現中西文化交流的豐富性及多層次性。

國家圖書館趙大瑩副研究員發言的題目為“不曾忘卻:北堂圖書館舊藏漢文古籍”,從北堂圖書館(今西庫什教堂)漢文古籍編目的歷史過程,追蹤珍貴漢籍存藏現況。首先介紹了北堂漢籍目錄、北堂漢籍卡片目錄的整理編目情況。其次,對北堂舊藏漢籍的研究情況進行了梳理與分析。最后,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馮瓚璋目錄、國家圖書館善本古籍目錄為基礎,確認了這批文獻的最終下落,根據學者研究成果和實際調研內容,總結了這部分文獻的外觀特征,并清理出部分目錄。

在工作坊尾聲,復旦大學李天綱教授、臺灣大學教授、山東大學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訪問學者古偉瀛、中山大學梅謙立教授、上海大學肖清和博士分別進行了總結。李天綱教授指出,鐘鳴旦教授所發起的有關明清天主教書籍史的研究,將為反思薩義德東方主義,以及全新認識明清天主教對中國乃至東亞思想史的貢獻均有重要意義。古偉瀛教授則提醒大家要注意作為不擅長歐洲語言的中國學者來說,研究明清天主教要明白自己能做的貢獻在什么地方;而研究物質層面的書籍史,不僅有利于發揮我們的傳統優勢,同時對于研究明清天主教史來說亦非常重要。梅謙立教授認為明清天主教書籍史的研究為世界書籍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案例參考。肖清和博士則指出明清天主教書籍的出版帶有非常強的“實用性”,要注意區分不同類型的書籍及其出版目的,尤其要注意在禁教時期流傳于民間的手抄本書籍。佛教常被稱為“像教”,而天主教、伊斯蘭教則被稱為“經教”。書籍對于塑造天主教群體的“身份認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次工作坊采取了簡要發言、詳細討論的模式,真正做到了一起“工作”、頭腦風暴。在每節發言之后,參會學者對報告所涉及到的具體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在工作坊結束之時,鐘鳴旦教授讓每位參會者回答三個問題:這次工作坊的收獲、自己的研究計劃、能為該項目做什么。除了前述七位發言者之外,還有來自東京大學的王雯璐博士,南陽師范學院的王申博士,復旦大學的博士生蔣碩、王喜亮、李在信,天主教上海教區佘山修院劉強神父,以及來自上海大學的王皓博士,博士研究生李強、郭登杰、弓嘉羽、陳繼賢等,均參與了此次工作坊。

明清天主教書籍史研究的意義不僅在于書籍史本身,而且為明清天主教思想史、教會史,甚至明清歷史研究奠定了基礎。與會學者認為書籍文獻是構建一門學科的基礎。如何將文獻學以及明清天主教結合起來,將所研究的成果既裨益于文獻學、書籍史,又有益于明清天主教歷史是與會學者思考的一個重要主題。與會學者深深感到處于東西之間的書籍中所蘊含的“之間性”,通過歷史延續傳承到今天的學者身上,讓研究者有著一種特殊的“之間人”(in-betweeners)的強烈身份意識。

與會學者認為明清天主教書籍史研究不應局限于中國,也不應局限于17世紀,而應將眼光放寬至整個東亞,以及16至19世紀,除了天主教書籍之外,還應包括基督新教。上海大學以陶飛亞教授領銜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語基督教文獻書目的整理與研究》業已通過專家會議評審的形式結項,但是此項目成果之一的《漢語基督教文獻書目數據庫》的建設則遠未結束。此數據庫收錄了3萬余條書目,并收入了非常詳細的書目信息。對這些漢語基督教(包括景教、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新教)書籍的生產、流通、閱讀、收藏、再生成,以及對其哲學、神學、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尚有待于來者。

(郭登杰、李竹磬、常凱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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